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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和尚教会我的那些事] 【和尚·博客】侍师日记专辑五——生命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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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8-5-28 18:42: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韩蜜 于 2018-5-28 18:55 编辑

    生命之树常青

       儒家思想实际上总是处于不断演变的动态之中。这不但是儒家思想具有包容性的体现,更是它具有内在生命力的体现。

       2009年6月26日

       孔府概况

       9 :00,从孔庙东侧的毓粹门出来,顺着东华门大街的左手侧,就可以看到孔府了。这里是孔子嫡长子孙的府第,被称为衍圣公府,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的最大府第,有“天下第一家”之称。孔府内官衙和住宅建在一起,是一座典型的贵族式庄园。孔子去世以后,后代子孙世代居住庙旁看管孔子遗物。到了北宋末期,孔氏后裔住宅扩大到数十间。随着孔子后世官位的升迁和爵位的提高,孔府建筑不断扩大。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始建,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重修拓广,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扩修,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重建焚毁的内宅七座楼房。建国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重修,现保存良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孔府占地二百四十余亩,九进院落,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63间。三路布局,中路为主体建筑,前为官衙,有三堂六厅(大堂、二堂、三堂,管勾厅、百户厅、知印厅、掌书厅、典籍厅、司乐厅),后为内宅,有前上房、前后堂楼、配楼、后五间等,最后为花园,是历代衍圣公及其家属游赏之所。东路为东学,有家庙、慕恩堂等。西路为西学,有红萼轩、忠恕堂、安怀堂、南北花厅等。

       孔府大门

       门前左右两侧,有一对两米多高的圆雕雌雄石狮。红边黑漆的大门上镶嵌着狻猊铺首,大门正中上方高悬着蓝底金字的“圣府”匾额,为明朝严嵩所书。门两旁明柱上,悬挂着一对蓝底金字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这副对联相传是清人纪晓岚的手书,文佳字美,形象地说明了孔府在古代社会中的显赫地位。有意思的是对联中的上联“安富尊荣”的“富”字少了一点,下联“文章道德”的“章”字一竖通到上面的“立”字。意思是说衍圣公官职位列一品,田地万亩千顷,自然富贵没了顶;孔子及其学说“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圣人之家的“礼乐法度”,也就能天地并存,日月同光。这一对联让人感受到“公府. .第”的名声之荣耀与“圣人家”的气质之高贵。

       有关“衍圣公”的来历,这里也略加说明。“衍圣公”是历代皇帝对孔子嫡系后裔的世袭封号。孔子嫡系世袭受封始于汉高祖十二年,九代嫡孙孔腾被封为“奉祀君”。之后千年的时间里,封号屡经变化,到了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始改封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直到公元1935年,民国政府才取消“衍圣公”的封号,改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这样一来,生于1920年的孔德成先生,便成为第七十七代即最后一代“衍圣公”,也是首任祭祀官。2008年,孔德成先生去世,“衍圣公”的历史也就划上了句号。近年来,随着国人对传统国学的认同与回归,社会上也有一种呼吁,希望能重新续封孔子的后代为“衍圣公”,以此作为文化传承得以继续的载体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出人们对先师孔子的敬仰和怀念之意。孔子的后代繁衍不息并长久兴旺,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带给人无限的沉思……

       生生不息的儒家思想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不知先后更换了多少个朝代。每个朝代的兴衰史,都是一朝天子的奋斗史,也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史。随着一个朝代灭亡,这个家族也就消弭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恐怕现在很少有人再去关心汉朝天子刘氏家族、唐朝天子李氏家族、乃至于宋朝天子赵氏家族、明朝天子朱氏家族的后代,因为他们代表天命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而且每个朝代在离开的时候,都是蓬头垢面的,都是惹老百姓生厌的,否则善良宽容的老百姓是绝对不会反抗的。但无论换了哪朝天子哪朝臣,他们都会敬重孔老夫子,都会一如既往地为孔子后世子孙加封爵位。既然在上位的天子都如此敬重孔子,那么普通的老百姓更是敬重。每个朝代兴旺的历史最长不过数百年,而孔氏家族兴旺的历史却超过了两千多年。孔氏家族遭受最大的劫难莫过于“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这两次冠以“文化”为名的运动,实际上是希望冲破几千年来渗透于人们头脑中的专制观念和宗教迷信,而儒家恰成为其批判的主要对象。这两次运动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运动或者朝代更替运动,都有着根本的不同。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大多是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人们还是觉得这药是好的,只不过水已经不鲜了,已经变臭了,应该更换一坛新水。而“新文化运动”,则以民主共和制代替封建专制,以科学唯物论代替宗教迷信论;“文化大革命”,更以社会主义真民主代替资本主义假民主,以无神论代替有神论。因此可以说,这两次更替不但是换了汤,还换了药。要完完全全颠覆一个旧世界,然后重建一个新世界。这听起来让人振奋,但实际操作起来,却远非那么简单。

       中国被称为惟一一个历史文明没有被割断的古国,它之所以没有被割断,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孔子的思想并非凭空产生,亦非莫名其妙的天外来物,而是延续继承了孔子之前两千五百多年的精华而成,因此被称为“集大成”的圣人。孔子也说自己是“述而不作,敏而好古”,只是传述古圣先贤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因为他能最广博、最深入地研究和吸收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精华,因此他所传述的学说也就具有了莫大的包容性,同时也为具体社会秩序的构建乃至个人品德的修养提出了理想的模式,成为随后两千五百多年历朝历代以及众多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目标。这种包容性,让儒家思想能不断融合新的文化因子而得以自新。实际上,当我们略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儒家思想里面,有道家思想的成分,有法家思想的成分,有墨家思想的成分,乃至于有后来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的成分。战国末年,荀子发展了孔子学说,对后世法家学派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荀子门下也出现了像韩非子和李斯这样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东汉末年,从经学中分支出来的玄学,融合了道家学说的思想,使经学本身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盛唐时期,已经有深厚儒家和道家积淀的文化氛围,又充分吸收了佛教的基本教义,比较快地完成了佛教思想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宋明年间,在受佛教思想熏习的氛围里,迎来了儒家思想的更新,形成了程朱理学以及陆王心学,而这两种学说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说,当回顾孔子之后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时,我们会发现,儒家思想实际上总是处于不断演变的动态之中。这不但是儒家思想具有包容性的体现,更是它具有内在生命力的体现。

       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互动

       然而,一百多年前,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发生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这种交锋是在刀枪与大炮的对抗中展开的,这已不再是一个阶层对另外一个阶层的对抗,而是一个民族与整个西方列强的对抗。对抗的结果是,民族命运节节败退,乃至于到了亡国的边缘。如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其实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列强,而是自己。因此,要想拯救民族的命运,要从革新自己开始。真正承担起这种责任的中国人,首推孙中山。他对中国所进行的革新,并非是改良式的修修补补,而是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造,这一点从孙中山所倡导的革命誓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后来这一誓词就演变成了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对应的“民族主义”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以及抵抗外国列强的入侵,恢复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与尊严;与“创立民国”相对应的“民权主义”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变封建专制政体为民主共和政体;与“平均地权”相对应的“民生主义”的提出,主要是要变土地地主私有制为土地国民公有制。因为思想主张明确,而且条条都切中时弊,所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最终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尽管随后革命成功的果实为袁世凯之流窃取,又短暂地恢复了君主专制,但封建专制统治大势已去。革命使中华民族的觉醒与重建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为什么孙中山先生能做出这样的丰功伟业?实际上,背后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恰恰来源于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中,儒家文化一直占有主流的地位,这让人们产生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儒家文化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思想工具,封建王朝的落后,主流思想与文化自然应该负有责任。这其实仅仅是一个推理,并不是必然的结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也就不会有孙中山先生后来的一番作为了。1921年12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曾经问孙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 ”孙中山先生明确地回答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民权主义”,其实这也正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核心,即“民本思想”。孔孟均极推崇尧舜禹,《论语》中最后一篇记载尧对舜所说的话:“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啊!舜啊!上天将治理天下的责任赋予了你,你应好好替天行道,不可有所偏废。如果四海之民陷入困境、生活贫穷的话,那么你的使命也就到头了。随后更提到“所重:民、食、丧、祭。 ”古圣先王在治理国家时,最重视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民”,这里实际上是指要重视人民的意愿,体现的是“民权”思想;第二件事情就是“食”,也就是说要关注人民的生活,体现的是“民生”思想;而“丧”与“祭”,则是要关注对民众的教化,包括伦理道德与礼乐教化,体现的是“民族”思想(华夏与夷狄主要不同就体现在礼乐文明上)。到了后来,孟子将这一“民本思想”更为明确地提出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最重要的,国家是其次的,国君更其次。所以“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可,才可以称得上是天子,充分体现了“权为民所授”的思想;“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国家(社稷在古代分别代表土地神和谷神,后来演变成国家的代名词)是国君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如果国君因为个人的行为而损害了国家,也就因此会损害民众的利益,那么国君就应该遭受处罚乃至“罢职”,充分体现了“利为民所谋”的思想;“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如果国君能够尽职尽责,但国家却不能很好地运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变更体制,以使国家发挥应有的功用,充分体现了“情为民所系”的思想。

       既然儒家思想里面就有这样以民为本的思想,而且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涵,那么为什么后来竟会成为服务专制统治阶级的工具,完全扭曲了儒家文化的本来面貌?实际上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就成了这个样子。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意愿如何能够通过固定有效的渠道反映给国君,如何能保证国君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意愿,以及保证解决的方案能够得到真正地贯彻和执行。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社会上大体分为三个阶层:一个是国君(皇帝),一个是贵族(臣属)一个平民(子民)。这也就意味着整个天下都是皇帝的,包括土地、贵族和平民。天子的主要职责就是要按照天意治理天下;贵族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要落实天子的命令;平民的职责则是好好种地,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上面的父母官。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国情。任何一种思想文化,要想有所作为,都必须考虑这种现实国情,儒家思想也不例外。由于儒家思想从根本上来讲是以民为本的,因此它所做的一切努力,无不是想方设法在构筑一套相互制约的体制,而这种制约的重点主要是对上而不是对下的,越是在上位,实际上受到的制约也就越多。比如天子,要受到至少是三方面的制约:一是来自天的制约,二是来自民的制约,三是来自臣属的制约。第一方面,儒家一直都在努力强化对天的信仰,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天子能心存敬畏,应替天行道,而不是逆天行事;第二方面,儒家也一直努力强化民意与天意之间的必然关联,这样天子对天意敬畏,就不敢怠慢和忽视民意;第三方面,儒家也一直强调君臣之间应有的关系。《大学》中讲:“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 ”做国君的,对臣子应该有仁爱之心;做臣子的,对国君应该有恭敬之情。《论语》里亦有:“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鲁定公的问话实在有意思,他问孔子:国君使唤臣子,臣子侍奉国君,你看怎么样?这分明是一副唯我独尊的老爷架子,只想着自己有权使唤臣子,只想着臣子有责任侍奉国君,那自己的责任到哪里去了?体味这个场景,再想想尧对舜“允执其中”的告诫,不令人觉得非常深刻到位吗?如果一个人只想着自己的权利,而从来不考虑自己应尽的义务,那这“中”又怎能保证呢?到了孟子那里,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就更为尖锐。有一次齐宣王问卿(单单这问题就很值得考量:不问王,问卿干什么?),孟子也就毫不客气地给齐宣王一次教训。他给齐宣王讲了两类卿,一类卿称为“贵戚之卿”,也就是说有血缘关系、有亲戚关系的卿,他有什么责任与权利呢?“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如果君王有大的过错,他就会进谏,如果反复讲而国君不听,就可以废掉国君,另立新君。这个回答太突然,吓得齐宣王脸色都变了。等情绪稳定了,又问“异姓之卿”。孟子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如果君王有过错,就要去进谏,如果反复讲而不听,那么就可以离开了。想想看,在儒家文化里,赋予了大臣们多么重要的责任和权利!相对于天子的三重制约来讲,臣子们受到的制约就少了很多,主要来自于天子一方面而已。对于平民百姓,儒家文化里面给他们界定的制约就更少了,其实主要成了被服务的对象。

       尽管儒家做出这样的努力,最终还是常常抵抗不过现实权力的诱惑与腐蚀,本来是为了起制约作用的,到最后反而被利用来制约别人。比如,对天的信仰,本来是为了制约天子的个人独裁,却反过来被利用加强个人的权威;又比如,君臣之间的约束,本来是以道为基础的双向关系,却只强化了一方的权利和另一方的义务,结果使这种关系被严重地扭曲。说到底,社会关系背后的不平等,让与之相关的一切思想文化,也同样被戴上了不平等的面具,而不管文化本来的面貌是什么。尽管最后的结果是同时呈现的,实际上却有一个先与后、表与里的关系。这样一种状况,经历了两千多年,到了清朝末年时,已经实在是离谱得不行了。因此,那个时候,即使没有西方的洋枪洋炮打过来,国内也必然会面临一次新的改朝换代。所以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

       生命之树常青

       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同时也带来了希望。这种希望最好的体现者,就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1866年出生在广东香山一个农民家庭里,从7岁开始就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而14岁至18岁的五年间,在夏威夷先后接受了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小学教会教育,以及由美国教会创办的中学教会教育。之后回到香港,便接受洗礼,成为了一名忠实的基督教徒,并在香港继续接受西式教育直到26岁。孙中山先生曾留学日本,也到过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西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有比较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对于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与历史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这些特殊的经历,都让孙中山先生比较早地站在了一个文明交汇点上,对东西方两种文明的融合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结果就集中体现在“三民主义”上。因此可以说,当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批判孔子、批判儒家的时候,就已经与孙中山先生的初衷相去甚远。实际上孙中山先生已经远远超越了对儒家文化的成见,而是融合了西学的精华,将儒家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天当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授,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时,也通常被认为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了一步,而其核心亦不离开儒家正统思想的内涵。因此,可以说,当古老的东方文明遇到强势的西方文明强烈冲击的时候,它又一次体现出了自身那无比宽阔的包容性,又一次焕发出了自身那强大的生命力。想到这一切,我们怎能不对孔老夫子产生由衷的敬意呢?




    文章选自2009年6月26日《随侍师父“山东上海”行心-得感言生命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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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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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8-5-29 12:12:21 | 显示全部楼层
    感恩!随喜赞叹分享!
    发表于 2018-5-31 13:39: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阿弥陀佛!
    强烈赞叹这篇俯察百年、透视今古、融通中西、圆融世说的妙论!
    发表于 2018-7-22 13:23:39 | 显示全部楼层
    顶礼师父随喜赞叹感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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